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舒师63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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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【刘禹锡评传(节选)】  

2017-04-17 20:28:53|  分类: 文库下载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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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从洛阳召回朝廷

 

文宗大和元年春,刘禹锡与白居易一起抵达洛阳。不久白居易被征为秘

 

书监,赴长安任职,刘禹锡仍留在洛阳赋闲。他当时的心境,在《罢郡归洛

 

阳闲居》一诗中有所反映:

 

十年江外守,旦夕有归心。及此西还日,空成《东武吟》。花间数残酒,月下一张琴。闻说功名事,依前惜寸阴。

 

刘禹锡自从元和十年(815)在政治上第二次受挫折,又被贬为远州刺史后,除去中间丁母忧的时间,已经整整十年了。十年之中,他日夜盼望召回京师,但盼到了西归的日子,朝廷又把他留在洛阳闲居。鲍照《代东武吟》中的诗句:“少壮辞家去,穷老还入门”,在刘禹锡的心中引起了共鸣。他只得寄情琴酒,但这样虚度日月与以往那样珍惜光阴又是矛盾的,由此而衬托了自己内心的苦闷和焦急。

 

大和元年(827)六月,朝廷委任刘禹锡一个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的闲职,

 

这就是《自传》所说的“自连历夔、和二郡,又除主客郎中,分司东都。”七月,韩泰离长安赴湖州任刺史,途经洛阳,与刘禹锡久别重逢。禹锡

 

的《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五首》,抒发了相见时的心情:

 

昔年意气结群英,凡度朝回一字行。海北天南零落尽,两人相见洛阳城。自从云散各东西,每日欢娱却惨凄。离别苦多相见少,一生心事在书题。今朝无意诉离杯,何况清弦急管催。本欲醉中轻远别,不知翻引酒悲来。

 

骆驼桥上苹风起,鹦鹉杯中箬下春。水碧山青知好处,开颜一笑向何人。

 

溪中士女出芭篱,溪上鸳鸯避画旗。何处人间似仙境,春山携妓采茶时。

 

自从柳宗元去世后,韩泰是“八司马”中与刘禹锡一直保持联系的好友。当年,“永贞革新”时群英荟萃,意气风发;如今,群英凋零殆尽,只是“两人相见”,既有久别重逢的兴奋,又显得有些凄凉。这次分别以后,刘、韩两人未有机会再见面。

 

大和二年(828)春,由于宰相裴度、窦易直和淮南节度使段文昌等人的

 

荐举,刘禹锡被调回朝廷任主客郎中。《谢裴相公启》云:“某遭不幸,岁

 

将二纪。??亲知见怜,或有论荐。??岂意天未剿绝,仁人持衡,纤神虑

 

于多方,起堙沉于久废。”《谢窦相公启》云:“昨蒙罢免,甘守丘园。相

 

   

二、身处逆境,不忘“初心”

 

《旧唐书·宪宗纪》上载:元和元年(806)正月丁卯,“大赦天下,改元曰元和。自正月二日昧爽已前,大辟罪已下,常赦不原者,咸赦除之。”

 

刘禹锡读《改元元和赦文》后,致书杜佑,要求量移。杜佑为人“外示

 

宽和,而持身有术”①,其政治态度倾向于王叔文等革新派,而在深谋远虑,

 

审时度势方面又远胜于他们。刘禹锡与杜佑的关系很密切。“永贞革新”失

 

败后,他在暗中保护过刘禹锡等人,并驰书朗州以示慰问。刘禹锡在《上杜

 

司徒书》②中,回顾了自己跟随杜佑几年的立身往事,剖白了自己在顺宗朝忠

 

于国事的心迹,相信杜佑“必思有以拯之”。刘禹锡说:“伏读赦令,许移

 

近郊。今武陵距京师,赢二千者无几。小人祖先壤树在京、索间,瘠田可耕,

 

陋室未毁。??伏希闵其至诚,而少加推恕。命东曹补吏,置籍于荣阳伍中,

 

得奉安舆而西,拜先人松槚”。“如或官谤未塞,私欲未从,虽为裔民,乃

 

有善地,则北距澧浦,资宿春而可行??得以自遂,斯便家之愿也。伏惟降

 

意详察,择可行者处之。”

 

杜佑对刘禹锡被贬谪朗州的处境虽然同情,但由于宪宗对“二王八司马”

 

怀恨极深,“任何人都无法进行帮助。这年八月下诏曰:“左降官韦执谊、

 

韩泰、陈谏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韩晔。凌准、程异等八人,纵逢恩赦,不在

 

量移之限。”①刘禹锡对此殊为失望,感到宪宗对他们的迫害又进了一步。

 

元和四年(809),“八司马”中的程异在吏部尚书、盐铁转运使李巽的

 

奏荐下被召回,为侍御史、扬子留后。这件事又使刘禹锡萌生了要求回长安

 

的希望。他写了《上淮南李相公启》及两首诗,托程异面呈淮南节度使李吉

 

甫。“永贞革新”时,李吉甫不在朝廷任职,与工叔文等人未发生过利害冲

 

突。元和初李吉甫为中书舍人时,中书小吏滑涣与知枢密中使刘光琦勾结弄

 

权,李上奏宪宗,将其斥逐。刘禹锡对李吉甫怀有好感,因而在书信中请求

 

他帮助:“岂意天未剿绝,仁人登庸。施一阳于剥极之际,援众溺于坎深之

 

下。南箕播物,不胜曷言。危心铩翮,繇是自保。阴施之德已然,乃闻受恩

 

同人,盟以死答。私感窃抃,积于穷年。化权礼绝,孤志莫展。今幸伍中牵

 

复,司存宇下。伏虑因是记其姓名,谨献诗二篇,敢闻左右。”又云:“谨

 

因扬子程留后行,谨奉启不宣。”程异是“八司马”中最先召回的一人,刘

 

禹锡写了《咏古二首有所寄》相赠。第一首云:“一朝复得幸,应知失意人”,

 

提醒他不要忘记了当时一同彼贬的朋友们;第二首云:“岂无三千女?初心

 

不可忘”,勋勉他不要改变志节。《旧唐书·程异传》云:“异性廉约”,

 

精干理财。他“厉己竭节,江淮钱谷之弊,多所铲革”,做到“不剥下,不

 

浚财,经费以赢,人颇便之。”“时淮西用兵,国用不足”,这就从财政上

 

支持了朝延对淮西的用兵。

 

元和年间,李吉甫、李绛相继为相,他们都打算量移刘禹锡等人。刘禹

 

锡与李绛交谊深厚。刘禹锡《祭兴元李司空文》云:“追怀周旋,弥四十年。

 

射策校文,接武联翩。甸服同邑,明庭比肩。”据《旧唐书·李绛传》云:

 

① 《旧唐书》卷一四七《杜佑传》。 ②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五○《刘宾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》误以杜佑为杜黄裳,卞孝萱《刘禹钥年谱》已辨正。 ① 《旧唐书》卷十四《宪宗纪》上。

“绛举进士,登宏辞科,授秘书省校书郎。秩满,补渭南尉。贞元末,拜监察御史。”将刘、李两人的经历对照起来看,所谓“射策”“联翩”,指二人于贞元九年(793)同登宏辞科;所谓“校文”“接武”,指贞元九年李绛为秘书省校书郎,贞元十一年(795)刘禹锡为太子校书;所谓“甸服同邑”指李绛为渭南县尉,刘禹锡为渭南县主簿;所谓“明庭比肩”指二人先后为监察御史。因此,李绛对刘禹锡被贬谪朗州是很同情的。

 

由于李吉甫、李绛都有量移刘禹锡等人之意,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,似乎有了转圜的机会。杜佑致书禹锡,告以“浮谤渐消”,“期以振刷”的消息。禹锡在《上杜司徒启》中除表示感激外,又流露出“求人见谅,岂复容易”的忧虑。元和八年(813),武元衡人朝为相,果然对此力持异议。《旧唐书·刘禹锡传》云:宪宗“制有‘逢恩不原’之令。然执政惜其才,欲洗涤痕累,渐序用之。会程异复掌转运,有诏以韩皋[泰」及禹锡等为远郡刺史。属武元衡在中书,谏官十余人论列,言不可复用而止。”

 

这件事对刘禹锡又是一次打击。他直接向武元衡上书,写了《上门下武相公启》。贞元二十年(804),武元衡为御史中丞,曾是刘禹锡、柳宗元等人的上司。刘禹锡被贬官以后,武元衡对他的态度是矛盾的:一方面为显示其长者风度,曾致书慰问,并赠送衣服缯彩等物;另一方面由于他持有与革新派不同的政治主张,又反对朝廷起用刘禹锡等人。刘禹锡《启》云:“去年本州吏人自蜀还,伏奉示问,兼赐衣服缯彩等。??恭承惠下之旨,重以念旧之怀。”“伏惟发肤寸之阴,成弥天之泽;回一瞬之念,致再造之恩。诚无补于多事之时,庶有助于阴施之德。”刘禹锡毫不隐讳他说:“自前岁振淹,命行中止。或闻舆论,亦愍重伤”,请求武元衡成人之美,不要在量移之事上从中作梗。

 

刘禹锡谪居朗州一共九年多的时间。他名为司马,实无执掌;积极谋求量移,又一再受挫;因而精神上很是苦闷。刘禹锡谪居武陵所写的《楚望赋》中的“眸子不运,坐陵虚无。岁更周流,时极惨舒”,是他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。但刘禹锡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以乐观向上的精神排除苦闷,不愿自甘沉沦,不屈服于命运的压力,不断磨碾自己的意志。他写于这段时间的《砥石赋》,通过一把宝刀锈蚀后经过磨砺而重新变得锋利一事,借题发挥:

 

雾尽披天,苹开见水。拭寒焰以破眦,击清音而振耳。故态复还,宝心再起。既赋形而终用,一蒙垢焉何耻?感利钝之有时兮,寄雄心于瞪视。

 

很显然,刘多锡把自己遭贬的不幸,视为宝刀蒙垢,不足为耻,表现了他对来自朝廷的无理责罚的蔑视。他要砥砺志节,保持雄心壮志,继续斗争下去,表现了顽强的性格。

 

《秋词二首》也写于贬官朗州时期。刘禹锡在失意的情况下吟秋,而能摆脱悲秋俗套,别开生面,反映了很高的精神境界:

 

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。

 

山明水净夜来霜,数树深红出浅黄。试上高楼请入骨,岂知春色嗾人狂。

 

第一首先以“自古”与“我言”对举成文,借以突出诗人超凡脱俗的识见和感受。历代士大夫遭受打击之后,往往以悲秋之作来宣泄灰心失意的感情。刘禹锡的《秋同》却一反这种萧瑟凄凉的旧调,唱出了“秋日胜春朝”的新声。在诗人笔下,那一碧万里的晴空,一只主洁的白鹤排云而上,直冲九霄,意境十分开阔。第二首从描述深秋景色入手,由第一首的晴空,碧霄、白鹤,转到第二盲比明山、净水、红叶,由天上转到地下,使两首诗紧密而自然地联系在一起,构成了一幅壮丽和谐的秋色图,那山明水净的深秋郊野,经过一夜严霜,数树璀璨如人的红叶,突现在一片浅黄之中,生机依旧盎然。诗人在创造了一个深秋的明净肃爽、绚丽动人的艺术境界后,在春与秋的对比之中,突出人的感受,从更深的层次上点明了“秋日胜春朝”的道理。总之,《秋词二首》无论是景物的描写,还是感情的抒发,都表现了诗人旷达乐观的胸怀和奋发向上的精神。

 

刘禹锡谪居朗州期间,遭受种种打击与不幸,但与恶势力作斗争的信心

 

和勇气并未动摇。元和五年(810)正月,东台监察御史元稹承召回长安,曾

 

住宿华州敷水驿。宦官刘士元后至驿站,与元稹争厅房,竟蛮横无理,用马

 

鞭打伤元稹的脸。朝廷对骄横的宦官不加责问,“以稹少年后辈,务作威福,

 

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。”①这件事引起一些人的不平。刘禹锡听说此事后,对

 

朝廷如此包庇宦官感到气愤,为褒奖和鼓励元稹不屈从于阉竖淫威的气势,

 

特意赠给他一只文石枕和一首诗——《赠元九侍御文石枕以诗奖之》:“文

 

章似锦气如虹,宜荐华簪绿殿中。纵使良飙生旦夕,犹堪拂拭愈头风。”元

 

稹得诗以后,十分愉快地回赠了壁州产的马鞭和一首答谢诗——《刘二十八

 

以文石枕见赠,仍题绝句以将厚意,因持壁州鞭酬谢,兼广为四韵》。刘禹

 

锡接到元稹的酬赠后,又写了《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》。诗中写道:“多

 

节本怀端直性,露青犹有岁寒心”,即通过咏鞭赞扬元稹的品格,并含有以

 

志节共勉之意。刘禹锡自己身处逆境,还十分关心朋友的遭遇。后来,刘禹

 

锡与元稹之间一直保持着唱和关系。他们共同具有的正直不阿的品格和高尚

 

的人格,使两人心心相印。

 

作于朗州贬谪时的《壮士行》诗,通过塑造一个不畏艰险。射虎斩蛟、

 

为民除害的壮士形象,再一次表达了刘禹锡在“永贞革新”失败后不悔恨,

 

不妥协,仍然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,并为之斗争不息的顽强精神。诗曰:

 

阴风振寒郊,猛虎正咆哮。徐行出烧地,连吼入黄茅。壮士走马去,镫前弯玉弰。叱之使

 

人立,一发如铍交,悍睛忽星堕,飞血溅林梢。彪炳为我席,羶腥充我庖。里中欣害除,贺酒纷

 

号呶。明日长桥上,倾城看斩蛟。

 

长桥,又名蛟桥,故址在今江苏省宜兴市境内。据《世说新语。自新篇》和《晋书·周处传》记载,西晋周处为害乡里,为乡里所患,后终于悔过自新,曾到南山上射虎,在长桥下斩蛟。刘禹锡《壮士行》运用这个典故,摈弃了周处为害乡里的情节,只取射虎斩蚊之事,这就使壮士成了为民除害的英雄。壮士坚定、沉着,一箭就把猛虎射死。猛虎死后,他仍疾恶如仇,誓欲食其肉而寝其皮。在胜利的欢呼声中,他满怀豪情,决心再显身手,明日长桥斩蛟。诗的结尾含蓄地表达了诗人要继续铲除邪恶势力的决心。

 

“永贞革新”失败后,刘禹锡等人受到贬谪的迫害和谣言的攻击。他在《上杜司徒书》中说:“吠声者多,辨实者寡。飞语一发,胪言四弛”,反

 

① 《旧唐书》卷一六六《无稹传》。

 

对派对革新派的攻击相当激烈。但是,刘禹锡一直认为“既得用,自春至秋,其所施为,人不以为当非。”①他对“永贞革新”的一百四十六天的所作所为,直至临终前写《自传》时仍认为是正确的。为了回击保守派中伤的恶语,刘禹锡的《壮士行》塑造了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形象,诗中摈弃周处为害乡里的故事,借以表示自己原本无错,仍然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,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斗争。

 

   

三、入杜佑幕习文武之道

 

贞元十六年(800),经淮南节度使兼领徐泗濠节度使杜佑的任用,刘禹锡为徐泗濠节度使掌书记。

 

杜佑是中唐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。据《旧唐书·杜佑传》载:“佑性敦厚强力,尤精吏职,虽外示宽和,而持身有术。??性嗜学,该涉古今,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。初开元末,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,取《周礼》六官所职,撰分门书三十五卷,号曰《政典》,大为时贤称赏??佑得其书,寻味厥旨,以为条目末尽,因而广之,加以《开元礼》、《乐》,书成二百卷,号曰《通典》。”

 

一代名臣杜佑,幕下多才,为什么独器重青年刘禹锡呢?刘禹锡说是“素相知”②,这就要把杜佑和他的关系追溯到刘绪。今案:永泰元年(765)至大历二年(767),韦元甫为浙西观察使、苏州刺史。①杜佑为从事。②刘绪寓居苏州嘉兴县,有机会认识杜佑(刘绪或亦在韦元甫幕)。杜佑是刘禹锡父执。

 

刘禹锡入杜佑幕时,《通典》已完成,尚未献给朝廷。刘禹锡是这部书

 

最早的读者之一,并以青年幕僚的身份在杜佑身边学习,受其渊博的学识和

 

丰富的政治经验的熏陶。他后来在《答饶州元使君书》中说:“鄙生涉吏日

 

浅,尝耳剽老成人之言孰矣。”这位“老成人”当指杜佑。此“答书”中所

 

谈的“发敛重轻之道”,“宽猛迭用”之治,正是得到《通典》之精华。直

 

至他晚年写《许州文宣王新庙碑》时,仍念念不忘杜佑《通典》的学术贡献:

 

“岐公弼谐三帝,硕学冠天下,尝著书二百余篇,言礼乐刑政,古今损益,

 

统名曰《通典》,藏在石室,副行人间。”《通典》卷帙浩繁,杜佑又辑录

 

其要点,成《理道要诀》,以便观览。贞元十七年(801),杜佑将这部于治

 

道颇为有益的《通典》上献朝廷,“优诏嘉之,命藏书府。其书大传于时,

 

礼乐刑政之源,千载如指诸掌,大为士君子所称。”③而“四参公府”的刘禹

 

锡对《通典》及“理道要诀”古为今用的认识,尤为深刻。

 

这一年,刘禹锡在杜佑幕中还经历了一段戎马生涯。

 

贞元十六年(800),徐泗壕节度使、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徐州刺史张建封病死。徐州军乱,拥立张建封之子张愔为留后,不纳朝廷派的行军司马韦夏卿。朝廷命淮南节度使杜佑兼领徐泗濠节度使,统兵讨伐徐州乱军。杜佑在征讨期间的重要文告和表章,都出于刘禹锡的手笔。在《请赴行营表》中,社佑上书朝廷,请求亲赴行营:“今则幸遇殊奖,委之专征。以身率先,是臣素志。况闻徐州士众,本无叛心。苍卒之间,危疑至此。臣请自临疆场,亲领纪纲。”杜佑先命部将孟准渡淮进击,被张愔击败,受到杜佑杖责。杜佑“开设营垒”,动员蕲县兵力助战①,又命泗州刺史张伾率兵进攻埇桥②,

 

② 《刘禹锡集》卷三十九《子刘子自传》。 ① 参阅吴廷燮:《唐方镇年表》卷五《浙西》。 ② 《旧唐书》卷一四七《杜佑传》。 ③ 见《旧唐书》卷一四七《杜佑传》。 ① 参见《刘禹锡集》卷十一《谢兵马使朱郑等官表》。 ② 《旧唐书》卷一四○《张建封传》。

并积极筹集粮饷③,尽了很大的努力,但终因朝廷缺乏决心而宣告失败。

 

从刘禹锡后来在《刘氏集略说》中所说的“会出师淮上,恒磨墨于楯鼻,或寝止群书中”来看,他随杜佑一起在行营,参与了杜佑讨徐战事的重要军机,负责起草公文信礼,很受杜佑的器重。

 

杜佑讨伐徐州乱军没有成功,朝廷迫不得己,授予张愔右骁卫将军同正,兼徐州刺史、御史中丞,充本州团练使,知徐州留后等一系列头衔。杜佑卸去徐泗濠节度使的兼职,专任淮南节度使。刘禹锡也改任淮南节度使掌书记。《自传》云:“居数月而罢徐、泅,而河路犹艰难,遂改为扬州掌书记。”

 

贞元十七年(801),刘禹锡居扬州,在杜佑幕府,为他撰写了许多表、状。禹锡勤于职守,办事干练,廉洁奉公,增长了才干。杜佑因讨徐战事失败,感到惭愧,命刘禹锡代为起草了《请朝觐表》,请求召回长安,退归故里。《表》云:“窃位时久,妨贤愧深”,“所冀退归旧里,沐浴皇风。”

 

杜佑请求引退,刘禹锡也感到在扬州已经无所作为,希望回到京城长安去寻求施展抱负的机会。他在扬州写的《晚步扬子游南塘望沙尾》诗,颇为惆怅地表达了这种心情:

 

淮海多夏雨,晓来天始晴。萧个长风至,千里孤云生。卑湿久喧浊,搴开偶虚清。客游广陵郡,晚出临江城。郊外绿杨阴,江中沙屿明。归帆翳尽日,去櫂闻遗声。乡国殊渺漫,羁心目悬旌。悠然京华意,怅望怀远程。薄暮大山上,翩翩双鸟征。

 

贞元十七年末,刘禹锡终于接到调往畿具的命令。

 

   

四、结交有识之士

 

刘禹锡于贞元十八年(802)初调补京兆府渭南县(今陕西省渭南县)主

 

簿。渭南县是国都附近的畿县,主簿的品级比普通州县略高,而比京县略低,

 

为正九品上。

 

关于刘禹锡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之事,《旧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的《刘

 

禹锡传》均无此记载。据《自传》云:“涉二年,而道无虞,前约乃行,调

 

补京兆渭南主簿。”

 

刘禹锡是何时由淮南扬州“调补京兆渭南主簿”的呢?查《旧唐书·德宗纪》下载:贞元十八年“春正月戊午朔,大雨雪”,而刘禹锡有《为京兆韦尹贺元日祥雪表》,当作于贞元十八年正月。由此可见,他离开淮南的时间,不得迟于贞元十七年(801)末。距贞元十六年(800)夏入杜佑幕,他在淮南实际上住了一年多。《自传》所云“涉二年”,是指跨两个年头。

 

这一年,京兆尹是韦夏卿。贞元十六年,朝廷曾任命韦夏卿为徐州行军

 

司马,打算让他去接替已卒的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的职务。徐州兵乱后,拒

 

纳尚未到任的韦夏卿。朝廷只得把他调回,先任吏部侍郎。贞元十七年(801)

 

十月庚戌,“以吏部侍郎韦夏卿为京兆尹,”①

 

据《旧唐书·韦夏卿传》云:“夏卿有风韵,善谈宴”,特别喜欢与有

 

名的文人相处,“其所与游辟之宾佐,皆一时名士。”刘禹锡一到任就为其

 

撰写表、状,说明韦夏卿对刘禹锡的文才很赏识。

 

韦夏卿“深于懦术,所至招礼通经之士。时处士窦群寓于(晋陵)郡界,

 

夏卿以其所著史论,荐之于朝,遂为门人。”②在他任京兆尹等职期间,大学

 

博士施士匄公开讲授《诗经》。在京的士大夫前去听讲的人很多,刘禹锡与

 

柳宗元、韩泰都去听过。当时,柳宗元任京兆府蓝田县县尉;韩泰与刘禹锡

 

 

 

有亲戚关系③,亦仕于京。刘禹锡曾与韦绚谈起过他们一同去听施士匄讲《毛诗》的情形。《唐语林》记载,“刘禹锡云:与柳八、韩七诣施士匄听《毛诗》”,刘禹锡到晚年还记得施士匄纠正了毛注的某些失误。⑤

 

韩愈《施先生墓铭》云:“先生明毛、郑《诗》,通《春秋·左氏传》,

 

善讲说,朝之贤士大夫从而执经考疑者,继于门。”又云:“贞元十八年十

 

月十一日大学博士施先生士丐卒。”可见刘、柳、韩听施讲《毛诗》,不得

 

迟于贞元十八年。

 

刘禹锡等人对施士匄讲《诗》饶有兴趣。施氏解《诗》与汉代经师那种拘泥古训、墨守师说的风气不同,凭借自己的理解而自由发挥。对于有志于政治革新的人来说,这种治经方法不同于章句之学,提倡独立思考的精神,易于致用。这种学风对刘禹锡的影响很深。

 

贞元十九年(803),杜佑入朝,“拜检校司空、同平章事。”①杜佑对禹锡仍很器重,重要的表、状仍请他代笔。《旧唐书·刘禹锡传》云:“从

 

① 见《旧唐书》卷十三《德宗纪》下。 ② 《旧唐书》卷一六五《韦夏卿传》。 ③ 刘禹赐《酬杨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余同迁见赠》诗自注:“吴兴与余中外兄弟”。 ④ 参阅《柳宗元集》卷二十六《馆驿使壁记》云:“贞元十九年,甫阳韩泰告于上,始铸使印而正其名”。 ① 《旧唐书》卷一四七《杜佑传》。

佑人朝,为监察御史”是错误的,因为刘禹锡离开淮南,是在杜佑入朝之前一年多。《自传》所云:“调补京兆渭南主簿。明年冬,擢为监察御史”是正确的。由于御史中丞李汶的奏辟,刘禹锡被提拔为监察御史。

 

唐代的监察御史品级虽不高,为正八品上,但其职掌为分察百僚,巡按

 

郡县,纠视刑狱,肃整朝仪,因而很威严,连京兆尹等官在路上遇见,都应

 

当让路,即按“故事,尹避台“官。”②当时人有“监察御史振举百司纲纪,

 

名曰‘八品宰相’”之说。③刘禹锡后来在《望赋》中回想当监察御史时的情

 

形说:“避御史之骢马,逐幸臣之金丸。”

 

刘禹锡为监察御史时,被京兆水运使薛謇选为女婿,他为岳父写的碑文中说:“初,公治粟于朔陲,愚方冠惠文冠,察行马外事,聆风相厚,谓可妻也,以元女归之。明年,愚入尚书为郎。”①可见,刘禹锡是在仕途的春风得意之时娶薛氏为妻的。

 

贞元十九年闰十月,柳宗元自蓝田县尉入为监察御史里行;稍前,韩愈

 

由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,他们与刘禹锡在一起共事,结成了朋友。韩愈诗《赴

 

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、李十一拾遗、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》云:“同

 

官尽才俊,偏善柳与刘。”刘禹锡《祭韩吏部文》云:“昔遇夫子,聪明勇

 

奋。常操利刃,开我混沌。子长在笔,予长在论。持矛举楯,卒不能困。时

 

惟子厚,窜言其间。赞词愉愉,固非颜颜。磅磷上下,羲农以还。会于有极,

 

服之无言。”《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》云:“(李)翱昔与韩吏部

 

退之为文章盟主,同时伦辈,惟柳仪曹宗元、刘宾客梦得耳。”从韩、刘的

 

这些诗文可以看出他们三人同为监察御史时讨论学术、切磋诗文的情景。

 

《旧唐书·刘禹锡传》说禹锡为监察御史时,“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。”

 

韦执谊是韦夏卿的从弟,杜黄裳的女婿。杜牧《唐故太子少师、奇章郡开国

 

公。赠太尉牛公墓志铭》序云:“故丞相韦公执谊,以聪明气势,急于褒

 

拔,如柳宗元、刘禹锡辈,以文学秀才,皆在门下。”这是永贞革新以前的

 

事。永贞革新时,首用韦执谊为相,后因执谊与王叔文时有异议,遂成仇怨。

 

虽然如此,刘禹锡仍推崇韦执谊“为有声宰相”。①

 

中唐著名的《春秋》学者啖助、赵匡、陆质是一个较有影响的学术流派。

 

尤其是陆质,在啖赵学派的基础上,撰成《春秋集传纂例》、《春秋微旨》、

 

《春秋集传辨疑》等三部著作,受到当时士大夫的重视。凌准、昌温、韩泰、

 

韩晔、柳宗元等都曾研习过他们的学说,有的还直接投师于陆质门下,陆质

 

后来参与了永贞革新。刘禹锡在《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》中称吕温“早闻

 

《诗》、《礼》于先侍郎,又师吴郡陆质通《春秋》。”这说明刘禹锡对当

 

时这种研究《春秋》的学风是赞同的。

 

《新唐书·刘禹锡传》云:“时王叔文得幸太子,禹锡以名重一时,与

 

之交,叔文每称有宰相器。”早在贞元十一年(795),刘禹锡登吏部取士科,

 

被授予太子校书时,就已有机会接近太子李诵,当时,在太子的身边有一位

 

侍棋王叔文,越州山阴(今浙江省绍兴)人,出身寒门庶族,颇有政治才识

 

② 《旧唐书》卷一六四《王播传》。 ③ 见《唐语林》卷八《补遗》。 ① 《刘禹锡集》卷三《唐故福建等州部团练观察处置使、福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。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》。 ① 见《刘禹锡集》卷十九《唐故中书侍郎平童事韦公集纪》。

和组织才能。刘禹锡与王叔文同在东宫,接触较多,很早就相识并建立了友谊。

 

贞元末年朝廷的政治空气十分险恶。据白居易说,已经到了“人家不敢欢宴,朝士不敢过从”②的地步。王叔文深知唐德宗猜忌成性,为保全李诵的太子地位,他从不惹事生非。“太子尝与侍读论政道,因言宫市之弊,太子曰:‘寡人见上,当极言之。’诸生称赞其美,叔文独无言。罢坐,太子谓叔文曰:‘向论宫市,君独无言何也?,叔文曰:‘皇太子之事上也,视膳问安之外,不合辄预外事。陛下在位岁久,如小人离间,谓殿下收取人情,则安能自解?’太子谢之曰:‘苟无先生,安得闻此言!’”①太子对韦执谊说:“学士知王叔文乎?彼伟人也。”②可见,太子李诵非常信任王叔文。

 

刘禹锡与王叔文、柳宗元等人过从甚密,“定为死交”,难免引起同僚

 

的猜忌。贞元十九年(803)冬末,韩愈因上疏直谏宫市的弊端和要求减轻人

 

民的负担,而被贬为连州阳山县(今广东省阳山县)令。韩愈对贬官毫无思

 

想准备,又不明其原因,便怀疑是刘禹锡和柳宗元泄漏了他说的一些过激之

 

言:“拜疏移閤门,为忠宁自谋。上陈人疾苦,无令绝其喉。下陈畿甸内,

 

根本理宜优。??天子恻然感,司空叹绸缪。谓言即施设,乃反迁炎州。??

 

同官尽才俊,偏善柳与刘。或虑语言泄,传之落冤雠。二子不宜尔,将疑断

 

还不?”③实际上,韩愈的这种猜疑是没有什么根据的。刘禹锡为人交友一向

 

正直,他后来在元和元年《上杜司徒书》中,曾针对韩愈产生的疑心,说自

 

己未尝“掩人以自售矣”,未尝“近名以冒进矣”,未尝“欺谩于言说矣”,

 

未尝“沓贪于求取矣”,未尝“狎比其琐细矣”,未尝“媒孽其僚友矣”,

 

未尝“矫激以买直矣”,未尝“漏言于咨诹矣”。“永贞革新”失败后,杜

 

佑当时还在朝,刘禹锡把这些话说给他听,是为了澄清刘、韩交谊中的这层

 

不愉快的隔膜。

 

贞元二十年(804),刘禹锡继续任监察御史,兼领监祭使。《旧传》、

 

《新传》及《自传》均没有记载此事。刘禹锡《伤独孤舍人》引云:“贞元

 

中,余以御史监祠事。”虽提到任这个职务,但未详何年。据柳宗元《监祭

 

使壁记》云:“旧以监察御史之长居是职。贞元十九年十二月,??明年,

 

中山刘禹锡始复旧制。由礼与敬,以临其人,而官事益理。制令有不宜于时

 

者,必复于上,革而正之。”①可见,刘禹锡于贞元二十年兼任监祭使一职。

 

监祭使的职责主要负责检查祭祀时的牲牢、器服,发现不敬之处,要弹劾祭官。当时,权德舆的女婿独孤郁为奉礼郎,刘禹锡与他相处得很好。“有事宗庙郊畤,必与之俱,由是甚孰。”②刘禹锡的诗《监祠夕月坛书事》,描写过他们一同进行郊祀的情景:“西皞司分昼夜平,羲和亭午太阴生。铿锵揖让秋光里,观者如云出凤城。”

 

《旧唐书·李程传》云:“(贞元)二十年,入朝为监察御史。”刘禹锡《将赴汝州,途出浚下,留辞李相公》诗云:“长安旧游四十载”,由大

 

② 《白居易集》卷六十《论左降独孤朗等状》。 ① 《旧唐书》卷一三五《王叔文传》。 ② 《旧唐书》,卷一三五《韦执谊传》。 ③ 《韩昌黎集》卷一《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、李十一拾遗、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》。 ① 《柳宗元集》卷二十六。 ② 《刘禹锡集》卷三十《伤独孤舍人并引》。

和八年(834)逆推四十年为贞元十一年(795),刘禹锡此年登吏部取士科,授太子校书,与李程在长安相识。“初逢贞元尚文主,云闭天池共翔舞”,即回忆了贞元二十年(804)同在监察御史台时的情景。韩泰此时也为监察御史。刘禹锡《酬杨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余同迁见赠》自注云:“吴兴与余同为御史”。可见,刘禹锡入朝后,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。

   

五、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

 

随着太子李诵身边的政治力量逐渐增强,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更趋激烈。韩愈直谏被贬,使王叔文、刘禹锡、柳宗元等革新派认识到改革问题并不简单,根子牵涉到权势很大的宦官集团和德宗皇帝本身。他们寄希望予有志改革的太子李诵,耐心而谨慎地等待着改革的时机。

 

据《旧唐书·顺宗纪》载,贞元二十年九月,太子李诵突然中风,“不能言,暨德宗不豫,诸王亲戚皆侍医药,独上卧病不能侍。德宗弥留,思见太子,涕咽久之。”由于太子李诵“每于敷奏,未尝以颜色假借宦官”,因而阴谋争权夺利的宦官集团一向不喜欢太子,他们企图乘德宗病危之机,以太子中风失语为借口,另外拥立皇位的继承人。在这紧急关头。王伾、王叔文、凌准、李忠言等人联合起来,果断地宣布遗诏:“皇太子宜于柩前即位”

 

①,从而挫败了宦官集团的阴谋。贞元二十年正月,德宗卒于会宁殿。太子李诵抱病即位,这就是顺宗。

 

顺宗当太子时,就关心民瘼,向王叔文等人了解“人间疾苦”②当时,土

 

地兼并日益严重,广大农民沦为依附豪族地主的佃户。由于百姓逃散,户口

 

锐减,朝廷税收地区缩小,造成财政困难。唐王朝由盛转衰,内则宦官专权,

 

外则藩镇割据。唐德宗时,宦官掌握禁军已形成一种制度。宦官不仅掌握神

 

策军,而且担任各道监军使,控制了军权。唐中叶以降,宦官还任枢密使和

 

宣徽使,掌握机要,宣布诏令,操纵了政权,自贞元之后,宦官的“威权日

 

炽,兰锜将臣,率皆子蓄,藩方戎帅,必以贿成,万机之与夺任情,九重之

 

废立由己。”①宦官为害人民的罪行也令人发指。宦官主持的“宫市”几乎是

 

白昼抢劫。宣徽院的五坊小儿,是为皇帝饲鹰养大的,却肆意妄为,百姓畏

 

之如寇盗。而藩镇拥兵割据,对抗朝廷,破坏了国家的统一,也是唐王朝当

 

时面临着的一个严重问题,太子李诵经常与侍读王叔文等人谈论政道,从历

 

代兴衰治乱的得失到当今朝政之弊都有所了解,立志执政后能对唐王朝的弊

 

政有所改革。

 

李诵“性宽仁有断”。建中四年(783),朱泚作乱,德宗逃到奉天。李

 

诵“从幸奉天,贼泚逼迫,常身先禁旅,乘城拒战,督励将土,无不奋激”②

 

贞元中,朝廷上以陆贽为首的正直敢言之士和以裴延龄为首的奸佞之徒斗争

 

很激烈。李诵分辨忠奸,暗中支持宰相陆贫,说服刚愎自用。猜忌功臣的德

 

宗不用裴延龄为相。“德宗在位岁久,稍不假权宰相。左右幸臣如裴延龄、

 

李齐运。韦渠牟等,因间用事,刻下取功,而排陷陆贽。张滂辈,人不敢言,

 

太子从容论争,故卒不任延龄、渠牟为相。”③但陆蛰还是遭裴延龄陷害被贬。

 

李诵由此认识到象陆贽那样企图以片心除众弊,只身遏群邪,是难以奏效的。

 

因此,他身在东宫,十分注意广泛结交贤才。至贞元末,在他周围基本上形

 

成了一个可以从事政治革新的人才集团。

 

顺宗即位后,依靠王叔文、王伾等人的辅佐,迅速地把预先物色好的贤

 

① 见《旧唐书》卷十二《德宗纪》下。 ② 《顺宗实录》卷五。 ① 《旧唐书》卷一八四《宦官传序》。 ② 见《旧唐书》卷十四《顺宗纪》。 ③ 见《旧唐书》卷十四《顺宗纪》。

才安排在重要岗位上。韦执谊由吏部郎中提升为尚书左丞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杜佑由检校司空、同平章事兼领度支盐铁使。王叔文任副使。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,兼判度支盐铁案,协助杜佑、王叔文管理财政。陈谏为仓部郎中,凌准也由翰林学士参度支,调发出纳。这就加强了朝廷对于财权的控制。以王伾为左散骑常侍,充翰林学士。王叔文为起居舍人,充翰林学士。他们可以出入禁中,参与机密。以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,掌管礼仪、享祭、贡举之政。这样,王叔文主决断,王伾主管往来传授,韦执谊负责文诰,刘禹锡、柳宗元等人谋议唱和,采听外事。王叔文特别器重刘禹锡和柳宗元,“引禹锡及柳宗元人禁中,与之图议,言无不从。”王叔文、王伾、刘禹锡、柳宗元形成了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,“时号二王、刘、柳。”①

 

以“二王刘柳”为核心的革新派在顺宗的支持下,对德宗时期经济、政

 

治、军事等方面的弊政,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。主要有这样几项:一、宣布蠲兔百姓所欠诸色课利、租赋、钱帛,禁绝各种杂税及例外进

 

奉;二、罢宫市和五坊小儿,停内侍郭忠政等十九人正员俸;三、贬谪贪污残忍、民愤极大的京兆尹李实;召回贞元时被无辜贬谪的

 

正直之臣陆贽、阳城,当得知他们死于贬所时,即赠官以示褒奖;四、放出后宫宫女三百人及掖庭教坊女乐六百人,召其亲族归之;五、裁减宫廷内部的翰林医工、相工、占星等冗食者四十二人;六、抑制和打击方镇的势力,如免去浙西观察使李锜的盐铁转运使职务,

 

把盐铁转运权从方镇手中收归中央;痛斥替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贿求扩大三川地盘的支度副使刘辟;

 

七、召泗州刺史张伾入京为右金吾卫大将军,掌兵权。适值张伾病故,

 

未果。派右金吾卫大将军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,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

 

兵马使,韩泰为行军司马,打算从宦官手中夺回神策军兵权。

 

这些改革措施,只是改革派整个计划中的一部分,有的还未能实行,但已经触动了宦官、藩镇和腐朽官僚的既得利益,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,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,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。韩愈后来在记载这段史实时,用了“百姓相聚欢呼大喜”,“人情大悦”①等语句,说明这些措施在当时是得到人民拥护的。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王夫之在评价这场政治革新运动时说:“革德宗末年之乱政,以快人心,清国纪,亦云善矣。”②清代的著名史学家王鸣盛说:“叔文行政,上利于国,下利于民,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,跋扈之强藩。”①

 

刘禹锡久蓄“报国松筠心”②,把这场改革弊政的革新运动看作是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。作为这一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,刘禹锡表现出特殊的才干。“顺宗时,刘禹锡干预大权,门吏接书尺,日数千,禹锡一一报谢,绿珠盆中,日用面一斗为糊,以供缄封。”③“叔文及其党十余家之门,昼夜车

 

① 《旧唐书》卷一六○《刘禹锡传》。 ① 《顺宗实录》卷二。 ②

 

王大之,《读通鉴论》卷十三《(唐)顺宗》。

 

① 《十七史商榷》卷七十四。 ② 《刘禹锡集》卷三十五《和武中丞秋日寄情简诸僚故》。 ③ 《云仙杂记》卷五《日用斗面为糊以供缄封》引《宣武盛事》。

马如市。”④刘禹锡在一些重大问题上,积极参与谋议,王叔文称赞他有“宰相器”。⑤刘禹锡后来在《上杜司徒书》中说,他自己做到了“尽诚”、“徇公”。

 

由于这场改革弊政的运动以“内抑宦官,外制藩镇”为目标,遭到宦官、

 

藩镇这股腐朽势力的联合反扑。顺宗自即位以后,病情没有好转。处于革新

 

派对立面的宦官集团乘机提出了“建储”的问题。他们不断向顺宗施加影响

 

和压力,逼迫顺宗立李淳为太子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三六对此作了记载:

 

上疾久不愈,时扶御殿,群臣瞻望而已,莫有亲奏对者,中外危惧;思早立太子,而王叔文之党欲专大权,恶闻之。宦官俱文珍、刘光琦、薛盈珍皆先朝任使旧人,疾叔文、忠言等朋党专恣,乃启上召翰林学士郑絪、卫次公、李程、王涯入金銮殿,草立太子制。时牛昭容辈以广陵王淳英睿,恶之;烟不复请,书纸为“立嫡为长”字呈上;上颔之:(三月)癸已,立淳为太子,更名纯。

 

“立嫡为长”在宗法封建社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。王叔文、牛昭容虽讨厌李纯,但事情已无可挽回。

 

李纯立为太子后,韦执谊决定派具有学术威望的陆质为太子侍读,“使

 

潜伺太子意、且解之。及质发言,太子怒曰:‘陛下令先生为寡人讲经义耳,

 

何为预他事!’质惶惧而出。”①革新派想通过陆质对太子施加影响,以争取

 

他同情革新事业,但未能成功。

 

宦官集团在立嗣问题上得逞后,又由韦皋、严绶、裴均三个藩帅出面上表,“请权令皇太子亲监庶政”。韦皋又上太子栈,攻击王叔文等人“辄当重任,赏罚任情,堕纪紊纲。散府库之积以赂权门。树置心腹,偏于贵位;潜结左右,忧在萧墙。窃恐倾太宗盛业,危殿下家邦,愿殿下即日奏闻,斥逐群小,使政出人主,则四方获安。”②宦官与藩镇内外呼应,舆论对革新派极为不利。侍御史窦群“奏禹锡挟邪乱政,不宜在朝”。③据《旧唐书·窦群传》载,窦群与武元衡关系密切。他弹劾刘禹锡,实际上是代表武元衡对王叔文革新集团进行攻击。这不是私人的恩怨,而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,即革新与守旧的斗争。

 

贞元二十一年(805)七月,顺宗被迫同意让皇太子监国。八月,顺宗“内禅”,称太上皇,太子李纯即皇帝位,是为宪宗。年号改为永贞。按照史书习惯,一年内有几个年号的,著录从后。王叔文等人从事政治革新的时间虽在贞元二十一年的二至七月,但按习惯称为“永贞革新”。

 

“永贞革新”昙花一现,只维持了一百四十六天,就以“顺宗内禅”而告失败。宪宗上台的第三天,开始迫害革新派人士。王叔文贬为渝州(今四川省重庆市)司户,次年被赐死。王伾贬为开州(今四川省开县)司马,不久病死贬所。九月,刘禹锡等人被贬为远州刺吏。同年十一月,“朝议谓王

 

④ 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三六《唐纪》五十二。 ⑤

 

《新唐书)卷一六八《刘禹锡传》。

 

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三六《唐纪》五十二。 ② 《资冶通鉴》卷二三六《唐纪》五十二。 ③ 《旧唐书》卷一六○《刘禹锡传》。

叔文之党或自员外郎出为刺史,贬之太轻”①,再贬为远州司马。刘禹锡为朗州(今湖南省常德市)司马,柳宗元为永州(今湖南省零陵县)司马,韩泰为虔州(今江西省赣州市)司马,陈谏为台州(今浙江省临海县)司马,韩晔为饶州(今江西省波阳县)司马,凌准为连州(今广东省连县)司马,程异为郴州(今湖南省郴县)司马,韦执谊为崖州(今广东省琼山县)司马。史称“八司马”。

 

这一阶段,刘禹锡两次在朝廷任职,又分别在军队和地方做过小官。这种生活经历,使他对藩镇的骄横、宦官的专权、朝政的腐败、人民的困苦都有所了解,这种深切的了解,使他积极参加王叔文革新集团,竭力想刷新政治,从而在“永贞革新”中表现出自己的才能。

 

  

第三章踏上仕途与永贞革新时期

   

一、“弱冠游咸京”

 

唐德宗贞元七年(791)前后,刘禹锡来到长安。他后来在《谒枉山会禅师》诗中回忆自己初到长安时的情景说:“弱冠游咸京,上书金马外。结交当世贤,驰声溢四塞。”唐代进士考试一般在正月举行,二月放榜。乡贡举子大都在前一年的秋天到达长安,作应试的准备。在应试前,聚集长安的举子们除了按规定向礼部“纳省卷”外,还要向达官贵人、社会名流投献自己的文稿,以期引起他们对自己的赏识。这种做法,称为“行卷”。刘禹锡充满着自信,还直接向皇帝上书。遗憾的是这次上书没有引起唐德宗的注意。刘禹锡只得转而采用“结交当世贤”的办法,提高自己的声誉,从而取得了“驰声溢四塞”的成效。

 

唐德宗即位之初,很想有所作为,曾革除了代宗以来的一些弊政。如“罢

 

巨府岁贡奴婢”,“停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”,“诏禁天下不得贡

 

珍禽异兽,银器勿以金饰”,“五坊鹰犬皆放之,出宫女百余人。”①在科举

 

取士方面,中唐一些重要的政治家和文学家,如裴度、李绛、令狐楚、王涯、

 

韩愈、孟郊、张籍、马异、杨巨源、白居易、戴叔伦、元稹、柳宗元、吕温、

 

韩泰、韦执谊、李景俭等都是在德宗朝登第的。

 

贞元年间,朝廷主持贡举的主要人物,如鲍防、包佶、杜黄裳、刘太真、

 

陆贽、顾少连、高郢等都能主持公道,不徇私情,以选拔贤才为己任。这就

 

使得当时的科场风气较正。贞元七年,杜黄裳抵制裴延龄请托的典型事例就

 

说明了这一点。《唐语林》卷三《方正》载:

 

裴操者,延龄之子,应鸿辞举。延龄于吏部

 

候消息。时苗给事及杜黄门同时为吏部知铨,将出门,

 

延龄接见,探侦二侍郎口气。延龄乃念操赋头曰:

 

“是冲仙人。”黄门顾苗给事曰:“记有此否?”苗曰:

 

“恰似无。”延龄仰头大呼曰:“不得,不得!”敕下,

 

果无名操者。刘禹锡曰:“当延龄用事之时,不预实

 

难也。非杜黄门谁能拒之?”

 

裴延龄是德宗十分信任的宠臣,权势很大。他如此关心儿子的应选而未能如愿,可见当时科场纪律是严明的。后来,刘禹锡有感于这一点,在《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》中说:“初,贞元中,上方向文章。昭回之光,下饰万物。天下文士争执所长,与时而奋,粲焉如繁星丽天。”在《将赴汝州途出浚下留辞李相公》诗中又说:“长安旧游四十载,鄂渚一别十四年。??初逢贞元尚文主,云阙天池共翔舞。”在这些诗文中,刘禹锡表现出对唐德宗怀有一定的好感,显然是与德宗在位时的科场风气较正有关。

 

科场风气的优劣,对准备应试的举子们的情绪影响很大。贞元七年,发生杜黄裳抵制裴延龄请托这件事;贞元八年,陆贽知贡举,取进士韩愈、李观、李绛、崔群、王涯等二十三人,“皆天下选,时称‘龙虎榜,”。①这给正在长安游学准备应试的刘禹锡以很大鼓舞。他后来在《游桃源一百韵》诗中回忆当时的心情说:“功名希自取,簪组俟扬历”,对踏上仕途充满着信心。

 

① 《旧唐书》卷十二《德宗纪》上。 ① 《新唐书》卷二○三《欧阳詹传》。

二、“三登文科”,踏上仕途

 

贞元九年(793),刘禹锡二十二岁登进士第。

 

《子刘子自传》云:“初,禹锡既冠,举进士,一幸而中试。”《刘氏

 

集略说》云:“及冠,举秀才,一幸而中说。”一说“进士”,另一说“秀

 

才”,实际是一件事。李肇《唐国史补》卷下《叙进士科举》云:“进士为

 

时所尚久矣。??其都会谓之举场,通称谓之秀才。”禹锡之世,无秀才科,

 

他说“举秀才”,其实就是指“举进士”而言。

 

这一年,由户部侍郎顾少连代行礼部侍郎的职权,知贡举,取进士三十

 

二人。刘禹锡一举中第,十分高兴。三十年后,刘禹锡在夔州任刺史时,同

 

年友张复元的儿子张盥求他荐举。他想到与自己同榜登第的卫中行、武儒衡

 

当时正在京城担任尚书右丞、兵部侍郎。为“幸有感夫二君子”,他写了《送

 

张盥赴举并引》的诗,追忆了初及第时三十二人聚会的情景:“永怀同年友,

 

追想出谷晨。三十二君子,齐飞凌烟旻。”小引云:“向所谓同年友,当其

 

盛时,联袂齐镳,亘绝九衢,若屏风然”,从中可以看出他当初进士及第时

 

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。

 

《旧唐书·刘禹锡传》云:“禹锡贞元九年擢进士第,又登宏辞科。”《新唐书·刘禹锡传》云:“擢进士第,登博学宏辞科”。两传语气都比较含浑,既可以理解为贞元九年登宏辞科,也可以理解为贞元九年以后。今考证为刘禹锡于本年登宏辞科,理由有三:

 

一、刘禹锡《祭兴元李司空文》云:“追怀周旋,弥四十年。射策校文,接武联翩。”“李司空”即李绛,于贞元九年登宏辞科① “授秘书省校书郎”。

 

②祭文中所谓“射策”,指登宏辞科;所谓“校文”,校书郎。而《自传》云:“间岁,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,授太子校书。”刘禹锡贞元九年登进士第,“间岁”即隔了一年,贞元十一年“校文”,在李绛之后,故云“接武”;然则所谓“联翩”者,当指“射策”而言。此为刘、李于贞元九年同登宏辞科之证。 指授,

 

二、刘禹锡《唐故相国李公集纪》云:“始愚与公为布衣游”。可见刘、

 

李订交,当在李绦为校书郎之前,否则不能称为“布衣游”。其订交之媒介,

 

既非“校文”,当系“射策”。此为刘、李同登宏辞科之又一证。

 

三、从唐代科举制度来看,刘禹锡于本年联登进士、宏辞两科,是可能的。《登科记考》卷十二记载的张复元就是一例。《通典·选举·历代制》下云:“其制诏举人,不有常科,皆标其目而搜扬之,??文策高者,特授以美官,其次与出身。”本年刘、李同登宏辞科,李绛“甲科”,③即“文策高者”,故得为校书郎。刘禹锡未获官职,当系次等。

 

总之,贞元九年刘禹锡进士及第后,又应博学宏辞科的考试,与李绛同登科是有可能的。

 

刘禹锡联登进士、宏辞两科,满载着荣誉去省亲。他先去拜访了权德舆。权德舆为他“居易逊业,立诚待问”感到高兴,写了《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觐省序》。《序》云:“春服既成,五彩其色。去奉严训,归承慈欢。”

 

① 参阅徐松:《登科记考》卷十三。 ② 见《刘禹赐集》卷十九《唐故相国李公集纪》。 ③ 见《刘禹锡集》卷十九《唐故相国李公集纪》。

文中未提到什么地方,只题目中有“赴东京觐省”字样。按《自传》云:“父??主务于埇桥。其后罢归浙右,至扬州,遇疾不讳”。可见禹锡之父,始终未离江、淮一带。禹锡省父,当至埇桥。又据《自传》云,母“不乐江、淮间”。当刘禹锡“弱冠游咸京”时,其母或亦一同由江、淮北上,居于洛阳附近之旧宅。禹锡《刑部白侍郎谢病长告改宾客分司以诗赠别》曾云:“洛阳旧有衡茅在”。因此,“赴东京觐省”者,当指省母。

 

贞元十年(794),刘禹锡省父母后复赴长安,途经华州时,省堂舅卢徵,写了“明志”之作《华山歌》:

 

洪炉作高山,元气鼓其橐。俄然神功就,峻拔在寥廓。灵踪露指爪,杀气见棱角。凡木不

 

敢生,神仙幸来托。天资帝王宅,以我为关钥。能令下国人,一见换神骨。高山固无限,如此方

 

为岳。丈夫无特达,虽贵犹碌碌。

 

诗中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,描写华山雄伟的形象、非凡的气概,表达了作者自己的品格和抱负。诗的最后两句中的“特达”,取自《礼记·聘义》:“圭璋特达,德也。”《南史·傅縡传》:“縡聪警特达,才气自负”。因此,“特达”指高尚的品德和出众的才干。男子汉如果没有高尚的品德和出众的才干,即使显贵了也还是个庸庸碌碌的人。这就寄托了刘禹锡所追求的目标不是荣华富贵,而是要为国家干一番事业。

 

回到长安后,刘禹锡用功读书,以文会友。《刘氏集略说》云:“长安中,多循空言,以为诚,果有名字,益与曹辈败渔于书林,宵语途话,琴酒调谑,一出于文章。”刘禹锡渊博的学识和优美的诗文,使同辈十分钦佩,得到了很高的声誉。

 

贞元十一年(795),刘禹锡“以文登吏部取士科,授太子校书。”①刘

 

禹锡终于通过三次应试,踏上了仕途。他在《夔州谢上表》中云:“贞元中,

 

三乔科第。”《苏州谢上表》云:“谬以薄伎,三登文科。”即前年的进士

 

科、宏辞科和本年的吏部取士科。刘禹锡为何三次应试才能入仕?马端临《文

 

献通考·选举考·举士》云:“唐士之及第者,未能便解褐入仕,尚有试吏

 

部一关。韩文公三试于吏部无成,则十年犹布衣。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。”

 

这就是说,唐代进士及第后还要通过吏部考试,才能获得官职。

 

刘禹锡“三登文科”后,被授予太子校书的职务。太子校书是东宫属官,

 

负责校勘崇文馆书籍。这就使刘禹锡有机会接触到大量书籍,进一步丰富了

 

他的学识。“官司闲旷,得以请告奉温凊。是时年少,名浮于实,士林荣之。”

 

②他知识丰富,又有才华,年少得志,在读书人中颇负盛名。

 

贞元十二年(796),刘绪卒于扬州。《自传》云:“父??至扬州,遇疾不讳。”又云:“既免丧,相国扬州节度使杜公领徐、泗,素相知,遂请为掌书记。”据《旧唐书·德宗纪》下载,贞元十六年(800)六月丙午,杜佑“兼领徐、泗、濠节度”。禹锡为杜佑掌书记,即在此年。除去居丧的时间,刘绪之卒应在贞元十二年(796)。刘禹锡从长安匆匆赶往扬州去料理丧事,把父亲的遗体安葬在荥阳。《自传》云:“坟墓在洛阳北山,其后地狭不可依,乃葬荥阳之檀山原。由大王父已还,一昭一穆如平生。”贞元十三

 

① 见《刘禹锡集》卷三十九《子刘子自传》。 ② 见《刘禹锡集》卷三十九《子刘子自传》。

年(797)至贞元十五年(799),刘禹锡在洛阳附近的旧宅居丧。《自传》云:“小子承夙训,稟遗教,眇然一身,奉尊夫人,不敢殒灭。”《集异记》云:“唐连州刺史刘禹锡,贞元中,寓居荥泽。”①剔除《集异记》这一记载所夹杂的怪诞内容,它所反映的禹锡居丧住处,是有用的记载。

 

① 《太平广记》卷四二二《龙五·刘禹锡》   

三、入杜佑幕习文武之道

 

贞元十六年(800),经淮南节度使兼领徐泗濠节度使杜佑的任用,刘禹锡为徐泗濠节度使掌书记。

 

杜佑是中唐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。据《旧唐书·杜佑传》载:“佑性敦厚强力,尤精吏职,虽外示宽和,而持身有术。??性嗜学,该涉古今,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。初开元末,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,取《周礼》六官所职,撰分门书三十五卷,号曰《政典》,大为时贤称赏??佑得其书,寻味厥旨,以为条目末尽,因而广之,加以《开元礼》、《乐》,书成二百卷,号曰《通典》。”

 

一代名臣杜佑,幕下多才,为什么独器重青年刘禹锡呢?刘禹锡说是“素相知”②,这就要把杜佑和他的关系追溯到刘绪。今案:永泰元年(765)至大历二年(767),韦元甫为浙西观察使、苏州刺史。①杜佑为从事。②刘绪寓居苏州嘉兴县,有机会认识杜佑(刘绪或亦在韦元甫幕)。杜佑是刘禹锡父执。

 

刘禹锡入杜佑幕时,《通典》已完成,尚未献给朝廷。刘禹锡是这部书

 

最早的读者之一,并以青年幕僚的身份在杜佑身边学习,受其渊博的学识和

 

丰富的政治经验的熏陶。他后来在《答饶州元使君书》中说:“鄙生涉吏日

 

浅,尝耳剽老成人之言孰矣。”这位“老成人”当指杜佑。此“答书”中所

 

谈的“发敛重轻之道”,“宽猛迭用”之治,正是得到《通典》之精华。直

 

至他晚年写《许州文宣王新庙碑》时,仍念念不忘杜佑《通典》的学术贡献:

 

“岐公弼谐三帝,硕学冠天下,尝著书二百余篇,言礼乐刑政,古今损益,

 

统名曰《通典》,藏在石室,副行人间。”《通典》卷帙浩繁,杜佑又辑录

 

其要点,成《理道要诀》,以便观览。贞元十七年(801),杜佑将这部于治

 

道颇为有益的《通典》上献朝廷,“优诏嘉之,命藏书府。其书大传于时,

 

礼乐刑政之源,千载如指诸掌,大为士君子所称。”③而“四参公府”的刘禹

 

锡对《通典》及“理道要诀”古为今用的认识,尤为深刻。

 

这一年,刘禹锡在杜佑幕中还经历了一段戎马生涯。

 

贞元十六年(800),徐泗壕节度使、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徐州刺史张建封病死。徐州军乱,拥立张建封之子张愔为留后,不纳朝廷派的行军司马韦夏卿。朝廷命淮南节度使杜佑兼领徐泗濠节度使,统兵讨伐徐州乱军。杜佑在征讨期间的重要文告和表章,都出于刘禹锡的手笔。在《请赴行营表》中,社佑上书朝廷,请求亲赴行营:“今则幸遇殊奖,委之专征。以身率先,是臣素志。况闻徐州士众,本无叛心。苍卒之间,危疑至此。臣请自临疆场,亲领纪纲。”杜佑先命部将孟准渡淮进击,被张愔击败,受到杜佑杖责。杜佑“开设营垒”,动员蕲县兵力助战①,又命泗州刺史张伾率兵进攻埇桥②,

 

② 《刘禹锡集》卷三十九《子刘子自传》。 ① 参阅吴廷燮:《唐方镇年表》卷五《浙西》。 ② 《旧唐书》卷一四七《杜佑传》。 ③ 见《旧唐书》卷一四七《杜佑传》。 ① 参见《刘禹锡集》卷十一《谢兵马使朱郑等官表》。 ② 《旧唐书》卷一四○《张建封传》。

并积极筹集粮饷③,尽了很大的努力,但终因朝廷缺乏决心而宣告失败。

 

从刘禹锡后来在《刘氏集略说》中所说的“会出师淮上,恒磨墨于楯鼻,或寝止群书中”来看,他随杜佑一起在行营,参与了杜佑讨徐战事的重要军机,负责起草公文信礼,很受杜佑的器重。

 

杜佑讨伐徐州乱军没有成功,朝廷迫不得己,授予张愔右骁卫将军同正,兼徐州刺史、御史中丞,充本州团练使,知徐州留后等一系列头衔。杜佑卸去徐泗濠节度使的兼职,专任淮南节度使。刘禹锡也改任淮南节度使掌书记。《自传》云:“居数月而罢徐、泅,而河路犹艰难,遂改为扬州掌书记。”

 

贞元十七年(801),刘禹锡居扬州,在杜佑幕府,为他撰写了许多表、状。禹锡勤于职守,办事干练,廉洁奉公,增长了才干。杜佑因讨徐战事失败,感到惭愧,命刘禹锡代为起草了《请朝觐表》,请求召回长安,退归故里。《表》云:“窃位时久,妨贤愧深”,“所冀退归旧里,沐浴皇风。”

 

杜佑请求引退,刘禹锡也感到在扬州已经无所作为,希望回到京城长安去寻求施展抱负的机会。他在扬州写的《晚步扬子游南塘望沙尾》诗,颇为惆怅地表达了这种心情:

 

淮海多夏雨,晓来天始晴。萧个长风至,千里孤云生。卑湿久喧浊,搴开偶虚清。客游广陵郡,晚出临江城。郊外绿杨阴,江中沙屿明。归帆翳尽日,去櫂闻遗声。乡国殊渺漫,羁心目悬旌。悠然京华意,怅望怀远程。薄暮大山上,翩翩双鸟征。

 

贞元十七年末,刘禹锡终于接到调往畿具的命令。

   

四、结交有识之士

 

刘禹锡于贞元十八年(802)初调补京兆府渭南县(今陕西省渭南县)主

 

簿。渭南县是国都附近的畿县,主簿的品级比普通州县略高,而比京县略低,

 

为正九品上。

 

关于刘禹锡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之事,《旧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的《刘

 

禹锡传》均无此记载。据《自传》云:“涉二年,而道无虞,前约乃行,调

 

补京兆渭南主簿。”

 

刘禹锡是何时由淮南扬州“调补京兆渭南主簿”的呢?查《旧唐书·德宗纪》下载:贞元十八年“春正月戊午朔,大雨雪”,而刘禹锡有《为京兆韦尹贺元日祥雪表》,当作于贞元十八年正月。由此可见,他离开淮南的时间,不得迟于贞元十七年(801)末。距贞元十六年(800)夏入杜佑幕,他在淮南实际上住了一年多。《自传》所云“涉二年”,是指跨两个年头。

 

这一年,京兆尹是韦夏卿。贞元十六年,朝廷曾任命韦夏卿为徐州行军

 

司马,打算让他去接替已卒的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的职务。徐州兵乱后,拒

 

纳尚未到任的韦夏卿。朝廷只得把他调回,先任吏部侍郎。贞元十七年(801)

 

十月庚戌,“以吏部侍郎韦夏卿为京兆尹,”①

 

据《旧唐书·韦夏卿传》云:“夏卿有风韵,善谈宴”,特别喜欢与有

 

名的文人相处,“其所与游辟之宾佐,皆一时名士。”刘禹锡一到任就为其

 

撰写表、状,说明韦夏卿对刘禹锡的文才很赏识。

 

韦夏卿“深于懦术,所至招礼通经之士。时处士窦群寓于(晋陵)郡界,

 

夏卿以其所著史论,荐之于朝,遂为门人。”②在他任京兆尹等职期间,大学

 

博士施士匄公开讲授《诗经》。在京的士大夫前去听讲的人很多,刘禹锡与

 

柳宗元、韩泰都去听过。当时,柳宗元任京兆府蓝田县县尉;韩泰与刘禹锡

 

 

 

有亲戚关系③,亦仕于京。刘禹锡曾与韦绚谈起过他们一同去听施士匄讲《毛诗》的情形。《唐语林》记载,“刘禹锡云:与柳八、韩七诣施士匄听《毛诗》”,刘禹锡到晚年还记得施士匄纠正了毛注的某些失误。⑤

 

韩愈《施先生墓铭》云:“先生明毛、郑《诗》,通《春秋·左氏传》,

 

善讲说,朝之贤士大夫从而执经考疑者,继于门。”又云:“贞元十八年十

 

月十一日大学博士施先生士丐卒。”可见刘、柳、韩听施讲《毛诗》,不得

 

迟于贞元十八年。

 

刘禹锡等人对施士匄讲《诗》饶有兴趣。施氏解《诗》与汉代经师那种拘泥古训、墨守师说的风气不同,凭借自己的理解而自由发挥。对于有志于政治革新的人来说,这种治经方法不同于章句之学,提倡独立思考的精神,易于致用。这种学风对刘禹锡的影响很深。

 

贞元十九年(803),杜佑入朝,“拜检校司空、同平章事。”①杜佑对禹锡仍很器重,重要的表、状仍请他代笔。《旧唐书·刘禹锡传》云:“从

 

① 见《旧唐书》卷十三《德宗纪》下。 ② 《旧唐书》卷一六五《韦夏卿传》。 ③ 刘禹赐《酬杨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余同迁见赠》诗自注:“吴兴与余中外兄弟”。 ④ 参阅《柳宗元集》卷二十六《馆驿使壁记》云:“贞元十九年,甫阳韩泰告于上,始铸使印而正其名”。 ① 《旧唐书》卷一四七《杜佑传》。

佑人朝,为监察御史”是错误的,因为刘禹锡离开淮南,是在杜佑入朝之前一年多。《自传》所云:“调补京兆渭南主簿。明年冬,擢为监察御史”是正确的。由于御史中丞李汶的奏辟,刘禹锡被提拔为监察御史。

 

唐代的监察御史品级虽不高,为正八品上,但其职掌为分察百僚,巡按

 

郡县,纠视刑狱,肃整朝仪,因而很威严,连京兆尹等官在路上遇见,都应

 

当让路,即按“故事,尹避台“官。”②当时人有“监察御史振举百司纲纪,

 

名曰‘八品宰相’”之说。③刘禹锡后来在《望赋》中回想当监察御史时的情

 

形说:“避御史之骢马,逐幸臣之金丸。”

 

刘禹锡为监察御史时,被京兆水运使薛謇选为女婿,他为岳父写的碑文中说:“初,公治粟于朔陲,愚方冠惠文冠,察行马外事,聆风相厚,谓可妻也,以元女归之。明年,愚入尚书为郎。”①可见,刘禹锡是在仕途的春风得意之时娶薛氏为妻的。

 

贞元十九年闰十月,柳宗元自蓝田县尉入为监察御史里行;稍前,韩愈

 

由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,他们与刘禹锡在一起共事,结成了朋友。韩愈诗《赴

 

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、李十一拾遗、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》云:“同

 

官尽才俊,偏善柳与刘。”刘禹锡《祭韩吏部文》云:“昔遇夫子,聪明勇

 

奋。常操利刃,开我混沌。子长在笔,予长在论。持矛举楯,卒不能困。时

 

惟子厚,窜言其间。赞词愉愉,固非颜颜。磅磷上下,羲农以还。会于有极,

 

服之无言。”《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》云:“(李)翱昔与韩吏部

 

退之为文章盟主,同时伦辈,惟柳仪曹宗元、刘宾客梦得耳。”从韩、刘的

 

这些诗文可以看出他们三人同为监察御史时讨论学术、切磋诗文的情景。

 

《旧唐书·刘禹锡传》说禹锡为监察御史时,“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。”

 

韦执谊是韦夏卿的从弟,杜黄裳的女婿。杜牧《唐故太子少师、奇章郡开国

 

公。赠太尉牛公墓志铭》序云:“故丞相韦公执谊,以聪明气势,急于褒

 

拔,如柳宗元、刘禹锡辈,以文学秀才,皆在门下。”这是永贞革新以前的

 

事。永贞革新时,首用韦执谊为相,后因执谊与王叔文时有异议,遂成仇怨。

 

虽然如此,刘禹锡仍推崇韦执谊“为有声宰相”。①

 

中唐著名的《春秋》学者啖助、赵匡、陆质是一个较有影响的学术流派。

 

尤其是陆质,在啖赵学派的基础上,撰成《春秋集传纂例》、《春秋微旨》、

 

《春秋集传辨疑》等三部著作,受到当时士大夫的重视。凌准、昌温、韩泰、

 

韩晔、柳宗元等都曾研习过他们的学说,有的还直接投师于陆质门下,陆质

 

后来参与了永贞革新。刘禹锡在《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》中称吕温“早闻

 

《诗》、《礼》于先侍郎,又师吴郡陆质通《春秋》。”这说明刘禹锡对当

 

时这种研究《春秋》的学风是赞同的。

 

《新唐书·刘禹锡传》云:“时王叔文得幸太子,禹锡以名重一时,与

 

之交,叔文每称有宰相器。”早在贞元十一年(795),刘禹锡登吏部取士科,

 

被授予太子校书时,就已有机会接近太子李诵,当时,在太子的身边有一位

 

侍棋王叔文,越州山阴(今浙江省绍兴)人,出身寒门庶族,颇有政治才识

 

② 《旧唐书》卷一六四《王播传》。 ③ 见《唐语林》卷八《补遗》。 ① 《刘禹锡集》卷三《唐故福建等州部团练观察处置使、福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。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》。 ① 见《刘禹锡集》卷十九《唐故中书侍郎平童事韦公集纪》。

和组织才能。刘禹锡与王叔文同在东宫,接触较多,很早就相识并建立了友谊。

 

贞元末年朝廷的政治空气十分险恶。据白居易说,已经到了“人家不敢欢宴,朝士不敢过从”②的地步。王叔文深知唐德宗猜忌成性,为保全李诵的太子地位,他从不惹事生非。“太子尝与侍读论政道,因言宫市之弊,太子曰:‘寡人见上,当极言之。’诸生称赞其美,叔文独无言。罢坐,太子谓叔文曰:‘向论宫市,君独无言何也?,叔文曰:‘皇太子之事上也,视膳问安之外,不合辄预外事。陛下在位岁久,如小人离间,谓殿下收取人情,则安能自解?’太子谢之曰:‘苟无先生,安得闻此言!’”①太子对韦执谊说:“学士知王叔文乎?彼伟人也。”②可见,太子李诵非常信任王叔文。

 

刘禹锡与王叔文、柳宗元等人过从甚密,“定为死交”,难免引起同僚

 

的猜忌。贞元十九年(803)冬末,韩愈因上疏直谏宫市的弊端和要求减轻人

 

民的负担,而被贬为连州阳山县(今广东省阳山县)令。韩愈对贬官毫无思

 

想准备,又不明其原因,便怀疑是刘禹锡和柳宗元泄漏了他说的一些过激之

 

言:“拜疏移閤门,为忠宁自谋。上陈人疾苦,无令绝其喉。下陈畿甸内,

 

根本理宜优。??天子恻然感,司空叹绸缪。谓言即施设,乃反迁炎州。??

 

同官尽才俊,偏善柳与刘。或虑语言泄,传之落冤雠。二子不宜尔,将疑断

 

还不?”③实际上,韩愈的这种猜疑是没有什么根据的。刘禹锡为人交友一向

 

正直,他后来在元和元年《上杜司徒书》中,曾针对韩愈产生的疑心,说自

 

己未尝“掩人以自售矣”,未尝“近名以冒进矣”,未尝“欺谩于言说矣”,

 

未尝“沓贪于求取矣”,未尝“狎比其琐细矣”,未尝“媒孽其僚友矣”,

 

未尝“矫激以买直矣”,未尝“漏言于咨诹矣”。“永贞革新”失败后,杜

 

佑当时还在朝,刘禹锡把这些话说给他听,是为了澄清刘、韩交谊中的这层

 

不愉快的隔膜。

 

贞元二十年(804),刘禹锡继续任监察御史,兼领监祭使。《旧传》、

 

《新传》及《自传》均没有记载此事。刘禹锡《伤独孤舍人》引云:“贞元

 

中,余以御史监祠事。”虽提到任这个职务,但未详何年。据柳宗元《监祭

 

使壁记》云:“旧以监察御史之长居是职。贞元十九年十二月,??明年,

 

中山刘禹锡始复旧制。由礼与敬,以临其人,而官事益理。制令有不宜于时

 

者,必复于上,革而正之。”①可见,刘禹锡于贞元二十年兼任监祭使一职。

 

监祭使的职责主要负责检查祭祀时的牲牢、器服,发现不敬之处,要弹劾祭官。当时,权德舆的女婿独孤郁为奉礼郎,刘禹锡与他相处得很好。“有事宗庙郊畤,必与之俱,由是甚孰。”②刘禹锡的诗《监祠夕月坛书事》,描写过他们一同进行郊祀的情景:“西皞司分昼夜平,羲和亭午太阴生。铿锵揖让秋光里,观者如云出凤城。”

 

《旧唐书·李程传》云:“(贞元)二十年,入朝为监察御史。”刘禹锡《将赴汝州,途出浚下,留辞李相公》诗云:“长安旧游四十载”,由大

 

② 《白居易集》卷六十《论左降独孤朗等状》。 ① 《旧唐书》卷一三五《王叔文传》。 ② 《旧唐书》,卷一三五《韦执谊传》。 ③ 《韩昌黎集》卷一《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、李十一拾遗、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》。 ① 《柳宗元集》卷二十六。 ② 《刘禹锡集》卷三十《伤独孤舍人并引》。

和八年(834)逆推四十年为贞元十一年(795),刘禹锡此年登吏部取士科,授太子校书,与李程在长安相识。“初逢贞元尚文主,云闭天池共翔舞”,即回忆了贞元二十年(804)同在监察御史台时的情景。韩泰此时也为监察御史。刘禹锡《酬杨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余同迁见赠》自注云:“吴兴与余同为御史”。可见,刘禹锡入朝后,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

  

五、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

 

随着太子李诵身边的政治力量逐渐增强,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更趋激烈。韩愈直谏被贬,使王叔文、刘禹锡、柳宗元等革新派认识到改革问题并不简单,根子牵涉到权势很大的宦官集团和德宗皇帝本身。他们寄希望予有志改革的太子李诵,耐心而谨慎地等待着改革的时机。

 

据《旧唐书·顺宗纪》载,贞元二十年九月,太子李诵突然中风,“不能言,暨德宗不豫,诸王亲戚皆侍医药,独上卧病不能侍。德宗弥留,思见太子,涕咽久之。”由于太子李诵“每于敷奏,未尝以颜色假借宦官”,因而阴谋争权夺利的宦官集团一向不喜欢太子,他们企图乘德宗病危之机,以太子中风失语为借口,另外拥立皇位的继承人。在这紧急关头。王伾、王叔文、凌准、李忠言等人联合起来,果断地宣布遗诏:“皇太子宜于柩前即位”

 

①,从而挫败了宦官集团的阴谋。贞元二十年正月,德宗卒于会宁殿。太子李诵抱病即位,这就是顺宗。

 

顺宗当太子时,就关心民瘼,向王叔文等人了解“人间疾苦”②当时,土

 

地兼并日益严重,广大农民沦为依附豪族地主的佃户。由于百姓逃散,户口

 

锐减,朝廷税收地区缩小,造成财政困难。唐王朝由盛转衰,内则宦官专权,

 

外则藩镇割据。唐德宗时,宦官掌握禁军已形成一种制度。宦官不仅掌握神

 

策军,而且担任各道监军使,控制了军权。唐中叶以降,宦官还任枢密使和

 

宣徽使,掌握机要,宣布诏令,操纵了政权,自贞元之后,宦官的“威权日

 

炽,兰锜将臣,率皆子蓄,藩方戎帅,必以贿成,万机之与夺任情,九重之

 

废立由己。”①宦官为害人民的罪行也令人发指。宦官主持的“宫市”几乎是

 

白昼抢劫。宣徽院的五坊小儿,是为皇帝饲鹰养大的,却肆意妄为,百姓畏

 

之如寇盗。而藩镇拥兵割据,对抗朝廷,破坏了国家的统一,也是唐王朝当

 

时面临着的一个严重问题,太子李诵经常与侍读王叔文等人谈论政道,从历

 

代兴衰治乱的得失到当今朝政之弊都有所了解,立志执政后能对唐王朝的弊

 

政有所改革。

 

李诵“性宽仁有断”。建中四年(783),朱泚作乱,德宗逃到奉天。李

 

诵“从幸奉天,贼泚逼迫,常身先禁旅,乘城拒战,督励将土,无不奋激”②

 

贞元中,朝廷上以陆贽为首的正直敢言之士和以裴延龄为首的奸佞之徒斗争

 

很激烈。李诵分辨忠奸,暗中支持宰相陆贫,说服刚愎自用。猜忌功臣的德

 

宗不用裴延龄为相。“德宗在位岁久,稍不假权宰相。左右幸臣如裴延龄、

 

李齐运。韦渠牟等,因间用事,刻下取功,而排陷陆贽。张滂辈,人不敢言,

 

太子从容论争,故卒不任延龄、渠牟为相。”③但陆蛰还是遭裴延龄陷害被贬。

 

李诵由此认识到象陆贽那样企图以片心除众弊,只身遏群邪,是难以奏效的。

 

因此,他身在东宫,十分注意广泛结交贤才。至贞元末,在他周围基本上形

 

成了一个可以从事政治革新的人才集团。

 

顺宗即位后,依靠王叔文、王伾等人的辅佐,迅速地把预先物色好的贤

 

① 见《旧唐书》卷十二《德宗纪》下。 ② 《顺宗实录》卷五。 ① 《旧唐书》卷一八四《宦官传序》。 ② 见《旧唐书》卷十四《顺宗纪》。 ③ 见《旧唐书》卷十四《顺宗纪》。

才安排在重要岗位上。韦执谊由吏部郎中提升为尚书左丞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杜佑由检校司空、同平章事兼领度支盐铁使。王叔文任副使。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,兼判度支盐铁案,协助杜佑、王叔文管理财政。陈谏为仓部郎中,凌准也由翰林学士参度支,调发出纳。这就加强了朝廷对于财权的控制。以王伾为左散骑常侍,充翰林学士。王叔文为起居舍人,充翰林学士。他们可以出入禁中,参与机密。以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,掌管礼仪、享祭、贡举之政。这样,王叔文主决断,王伾主管往来传授,韦执谊负责文诰,刘禹锡、柳宗元等人谋议唱和,采听外事。王叔文特别器重刘禹锡和柳宗元,“引禹锡及柳宗元人禁中,与之图议,言无不从。”王叔文、王伾、刘禹锡、柳宗元形成了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,“时号二王、刘、柳。”①

 

以“二王刘柳”为核心的革新派在顺宗的支持下,对德宗时期经济、政

 

治、军事等方面的弊政,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。主要有这样几项:一、宣布蠲兔百姓所欠诸色课利、租赋、钱帛,禁绝各种杂税及例外进

 

奉;二、罢宫市和五坊小儿,停内侍郭忠政等十九人正员俸;三、贬谪贪污残忍、民愤极大的京兆尹李实;召回贞元时被无辜贬谪的

 

正直之臣陆贽、阳城,当得知他们死于贬所时,即赠官以示褒奖;四、放出后宫宫女三百人及掖庭教坊女乐六百人,召其亲族归之;五、裁减宫廷内部的翰林医工、相工、占星等冗食者四十二人;六、抑制和打击方镇的势力,如免去浙西观察使李锜的盐铁转运使职务,

 

把盐铁转运权从方镇手中收归中央;痛斥替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贿求扩大三川地盘的支度副使刘辟;

 

七、召泗州刺史张伾入京为右金吾卫大将军,掌兵权。适值张伾病故,

 

未果。派右金吾卫大将军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,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

 

兵马使,韩泰为行军司马,打算从宦官手中夺回神策军兵权。

 

这些改革措施,只是改革派整个计划中的一部分,有的还未能实行,但已经触动了宦官、藩镇和腐朽官僚的既得利益,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,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,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。韩愈后来在记载这段史实时,用了“百姓相聚欢呼大喜”,“人情大悦”①等语句,说明这些措施在当时是得到人民拥护的。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王夫之在评价这场政治革新运动时说:“革德宗末年之乱政,以快人心,清国纪,亦云善矣。”②清代的著名史学家王鸣盛说:“叔文行政,上利于国,下利于民,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,跋扈之强藩。”①

 

刘禹锡久蓄“报国松筠心”②,把这场改革弊政的革新运动看作是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。作为这一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,刘禹锡表现出特殊的才干。“顺宗时,刘禹锡干预大权,门吏接书尺,日数千,禹锡一一报谢,绿珠盆中,日用面一斗为糊,以供缄封。”③“叔文及其党十余家之门,昼夜车

 

① 《旧唐书》卷一六○《刘禹锡传》。 ① 《顺宗实录》卷二。 ②

 

王大之,《读通鉴论》卷十三《(唐)顺宗》。

 

① 《十七史商榷》卷七十四。 ② 《刘禹锡集》卷三十五《和武中丞秋日寄情简诸僚故》。 ③ 《云仙杂记》卷五《日用斗面为糊以供缄封》引《宣武盛事》。

马如市。”④刘禹锡在一些重大问题上,积极参与谋议,王叔文称赞他有“宰相器”。⑤刘禹锡后来在《上杜司徒书》中说,他自己做到了“尽诚”、“徇公”。

 

由于这场改革弊政的运动以“内抑宦官,外制藩镇”为目标,遭到宦官、

 

藩镇这股腐朽势力的联合反扑。顺宗自即位以后,病情没有好转。处于革新

 

派对立面的宦官集团乘机提出了“建储”的问题。他们不断向顺宗施加影响

 

和压力,逼迫顺宗立李淳为太子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三六对此作了记载:

 

上疾久不愈,时扶御殿,群臣瞻望而已,莫有亲奏对者,中外危惧;思早立太子,而王叔文之党欲专大权,恶闻之。宦官俱文珍、刘光琦、薛盈珍皆先朝任使旧人,疾叔文、忠言等朋党专恣,乃启上召翰林学士郑絪、卫次公、李程、王涯入金銮殿,草立太子制。时牛昭容辈以广陵王淳英睿,恶之;烟不复请,书纸为“立嫡为长”字呈上;上颔之:(三月)癸已,立淳为太子,更名纯。

 

“立嫡为长”在宗法封建社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。王叔文、牛昭容虽讨厌李纯,但事情已无可挽回。

 

李纯立为太子后,韦执谊决定派具有学术威望的陆质为太子侍读,“使

 

潜伺太子意、且解之。及质发言,太子怒曰:‘陛下令先生为寡人讲经义耳,

 

何为预他事!’质惶惧而出。”①革新派想通过陆质对太子施加影响,以争取

 

他同情革新事业,但未能成功。

 

宦官集团在立嗣问题上得逞后,又由韦皋、严绶、裴均三个藩帅出面上表,“请权令皇太子亲监庶政”。韦皋又上太子栈,攻击王叔文等人“辄当重任,赏罚任情,堕纪紊纲。散府库之积以赂权门。树置心腹,偏于贵位;潜结左右,忧在萧墙。窃恐倾太宗盛业,危殿下家邦,愿殿下即日奏闻,斥逐群小,使政出人主,则四方获安。”②宦官与藩镇内外呼应,舆论对革新派极为不利。侍御史窦群“奏禹锡挟邪乱政,不宜在朝”。③据《旧唐书·窦群传》载,窦群与武元衡关系密切。他弹劾刘禹锡,实际上是代表武元衡对王叔文革新集团进行攻击。这不是私人的恩怨,而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,即革新与守旧的斗争。

 

贞元二十一年(805)七月,顺宗被迫同意让皇太子监国。八月,顺宗“内禅”,称太上皇,太子李纯即皇帝位,是为宪宗。年号改为永贞。按照史书习惯,一年内有几个年号的,著录从后。王叔文等人从事政治革新的时间虽在贞元二十一年的二至七月,但按习惯称为“永贞革新”。

 

“永贞革新”昙花一现,只维持了一百四十六天,就以“顺宗内禅”而告失败。宪宗上台的第三天,开始迫害革新派人士。王叔文贬为渝州(今四川省重庆市)司户,次年被赐死。王伾贬为开州(今四川省开县)司马,不久病死贬所。九月,刘禹锡等人被贬为远州刺吏。同年十一月,“朝议谓王

 

④ 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三六《唐纪》五十二。 ⑤

 

《新唐书)卷一六八《刘禹锡传》。

 

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三六《唐纪》五十二。 ② 《资冶通鉴》卷二三六《唐纪》五十二。 ③ 《旧唐书》卷一六○《刘禹锡传》。

叔文之党或自员外郎出为刺史,贬之太轻”①,再贬为远州司马。刘禹锡为朗州(今湖南省常德市)司马,柳宗元为永州(今湖南省零陵县)司马,韩泰为虔州(今江西省赣州市)司马,陈谏为台州(今浙江省临海县)司马,韩晔为饶州(今江西省波阳县)司马,凌准为连州(今广东省连县)司马,程异为郴州(今湖南省郴县)司马,韦执谊为崖州(今广东省琼山县)司马。史称“八司马”。

 

这一阶段,刘禹锡两次在朝廷任职,又分别在军队和地方做过小官。这种生活经历,使他对藩镇的骄横、宦官的专权、朝政的腐败、人民的困苦都有所了解,这种深切的了解,使他积极参加王叔文革新集团,竭力想刷新政治,从而在“永贞革新”中表现出自己的才能。

 

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三六《唐纪》五十二。

  

第四章贬谪时期

 

从宪宗元和元年(806)到敬宗宝历二年(826),刘禹锡在政治上遭受挫折后,两度被朝廷贬谪远州,先后在朗州、连州、夔州(今四川省奉节县)、和州(今安徽省和县)的巴山楚水之间辗转了二十二年。他失去了在朝廷中发挥才干、实现抱负的机会,只得寄情笔墨,把诗歌和散文作为“见志之具”

 

①,继续为坚持自己的操守、理想而斗争。他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才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。

 

① 《刘禹锡集》卷十《献权舍人书》

   

一、揭示“顺宗内禅”的真相

 

“永贞革新”失败后,刘禹锡先是被贬为连州(今广东省连县一带)刺史,行至荆南(唐荆南节度使驻江陵府,今湖北省江陵县),又改为朗州司马。刘禹锡带着精神创伤的痛苦,开始在坎坷不平的贬谪道路上艰难跋涉。他后来在《游桃源一百韵》中所说的“祸来昧几兆,事去空叹惜”,是当时郁悒心情的真实写照。

 

永贞元年(805)夏,朗州大水成灾。“沅水泛滥,坏及庐舍,几盈千室,

 

生人禽畜,随流逝止。”①刘禹锡大约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到达朗州。这时大水

 

已经退去,但水灾所造成的破坏景象仍很凄凉。他选择了沅江之滨一个与招

 

屈亭相邻近的地方居住下来。《伤我马词》云:“予至武陵,居沉水傍”;

 

《酬朗州崔员外与任十四兄侍御同过鄙人旧居见怀之什时守吴郡》云:“昔

 

日居邻招屈亭,枫林桔树鹧鸪声。”这些诗句反映了刘禹锡谪居朗州的情况。

 

朗州“地居西南夷,土风僻陋”②,在唐代是下州,只管辖武陵、龙阳两

 

县。中唐时期的司马多用来安置被贬谪的官员,没有实权。刘禹锡处在这种

 

情况下,是难以有所作为的。

 

《旧唐书·刘禹锡传》说他在朗州时,“举目殊俗,无可与言者。”这

 

种说法未免形容过分了。据刘禹锡《绝编生墓表》云:“顾彖,吴郡人,食

 

力于武陵沅水上,以读《易》闻。病且死,饬其子曰:‘吾年十有五,而授

 

《易》于师,积六十三年于兹,未尝一日不吟乎《系》、《象》。里中儿从

 

吾读其文多矣。死则必葬我于党庠之侧,尚其有知,且闻吾书。’君子曰:

 

若彖者,可谓志笃于学矣!因以绝编生溢之,且表其墓。”“予既谪居是邦,

 

始至之日,问能道古语可与言者。邑子以生为对。既而执贽请见之。”《故

 

荆南节度推官董府君墓志》云:“君名挺,字庶中。”“始予滴于武陵,人

 

多中之贤有董生为守令客,既而以士相见之。礼成,与之言,能言坟、典。

 

数,旁裙百氏之学。”从以上所引的两文来看,刘禹锡谪居朗州期间,尚未

 

到“无可与言者”的程度。他与寓居朗州的顾彖、董侹谈《易》论学,还是

 

有共同语言的。就当地民风、民俗而言,董侹《修阳山庙碑》云:“今俗,

 

豪家多嗜书知敬,殆黔中遗凤不绝者欤。”

 

在刘禹锡到达朗州的第二年,即元和元年(806)正月,传来了太上皇李

 

诵驾崩的消息。顺宗之死,是历史上的一桩疑案。刘禹锡在顺宗朝受到重用,

 

对顺宗有特殊的感情。顺宗突然死亡,而且死因不明,使刘禹锡感到十分悲

 

痛。刘禹锡亲身经历了“永贞革新”的全过程,对当时宫廷斗争的残酷性及

 

李氏父子本来就不太融洽的关系有所了解,顺宗被谋害致死的可能性是存在

 

的。

 

刘禹锡的《武陵书怀五十韵并引》,从标题看,是在谪居武陵时所作;从引言的后半部分看,“永贞元年,余始以尚书外郎出补连山守,道贬为是郡司马。至则以方志所载,而质诸其人民。顾山川风物,皆骚人所赋,乃具所闻见而成是诗,因自述其出处之所以然。故用书怀为目云。”观其语气,抵任尚未久;从引言的前半部分和全诗的内容看,是为悼念顺宗和怀疑顺宗可能被杀害而作,引言的前半部分借古喻今,意在点出顺宗被害的真相,尤

 

① 《全唐文》卷六八四董侹《修阳山庙碑》。 ② 《旧唐书》卷一六○《刘禹锡传》。

其令人寻味:

 

按《天官书》,武陵当翼、轸之分,其在春秋及战国时,皆楚地。后为秦惠王所并,

 

置黔中郡。汉兴,更名日武陵,东徙于今治所。常林《义陵记》云:“初,项籍杀义帝于郴,

 

武陵人日:‘天下怜楚而兴,今吾王何罪,乃见杀?郡民缟素,哭于招屈亭。高祖闻而义之,

 

故亦曰义陵。”今郡城东南亭舍,其所也。

 

刘禹锡在这里从考察武陵在历史上的演变入手,特别引出《义陵记》中关于项籍杀义帝于郴的史实,借武陵人之口发出“今吾王何罪乃见杀”的疑问,这正是刘禹锡想说而又不便说出的话。当年郡民缟素哭于招屈亭以悼念义帝,刘禹锡来武陵后选择了一块与招屈亭相邻近的地方居住,既能寄托怀古之幽情,又内含悼念与义帝被杀具有相同命运的顺宗之意。

 

《武陵书怀五十韵》不仅是赋武陵之山川风物,而实质上是“自述其出处之所以然”。刘禹锡的命运,与顺宗的关系最为密切。顺宗即位,他受到重用;顺宗退位,他遭到贬谪;顺宗被害,他特别伤悼。因此,刘禹锡在得知顺宗被害的消息后不久就写下的《五十韵》,所要抒发的“之所以然”,必然与顺宗及自己的命运相关。

 

诗的开头就写了义帝被杀的事:“俗尚东皇祀,谣传义帝冤。桃花迷隐

 

迹,楝叶慰忠魂。??湘灵悲鼓瑟,泉客泣酬恩。”关于项籍杀义帝即楚怀

 

王于郴的史实,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、《汉书·高帝纪》、《汉书·项籍传》

 

均有记载,人所共知,刘诗用这个典故,是以义帝之冤死,暗喻顺宗之被害。

 

“何幸逢休运?微班识至尊。校緍资筦榷,复土奉山园。”刘禹锡在诗

 

中对此作了自注:“时以本官判度支盐铁等案,兼崇陵使判官。”这是刘禹

 

锡在顺宗朝受到重用时所担任的主要职务,其对顺宗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

 

“一失贵人意,徒闻大学论。??邅回过荆郢,流落感凉温。旅望花无色,愁心醉不惛。春江千里草,莫雨一声猿。”这是写顺宗退位后,革新集团的成员立即遭到迫害,刘禹锡在贬谪朗州途中凄凉不堪的处境。他再也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,在全诗的最后两句写道:

 

“南登无灞岸,旦夕上高原。”上句从王粲《七哀诗》:“南登霸陵岸,

 

回首望长安”衍变而成,暗示“望长安”之意,灞河在陕西省;下旬运用的

 

是《汉书·苏武传》中的典故:“上崩。武闻之,南乡号哭,欧血,旦夕临。”

 

这句用此典故,暗指自己悲悼顺宗的心情与苏武号哭汉武帝的心态是相同

 

的。这就点出了全诗的中心思想:刘禹锡虽谪屠武陵,但北望长安,心系京

 

都,哭吊顺宗,为顺宗被害鸣“冤”。

 

王叔文集团的成员之一李谅,于元和初在彭城县令任内,写了《辛公平

 

上仙》,以“传奇”的形式表达了顺宗被杀的隐事。①刘禹锡的《武陵书怀》,

 

则以诗的形式曲折地反映了这一事件,揭示了宫廷内幕。

 

就在顺宗猝死的同一年,王叔文也被宪宗“赐死”。刘禹锡一方面对王

 

叔文被害致死感到悲哀,另一方面对宪宗的残忍感到愤慨。他在滴居朗州期

 

间所写的《华它论》,借曹操杀华佗一事来抨击宪宗杀王叔文:

 

夫贤能不能无过,苟寘于理矣,或必有宽之之请。彼壬人皆日:“忧天下无材邪!”曾

 

① 参阅卞孝萱:《唐代文史论丛·唐代小说与政治》。

 

不知悔之日,方痛材之不可多也,或必有惜之之叹。彼壬人皆曰:“譬彼死矣,将若何?”曾不知悔之日,方痛生之不可再也,可不谓大哀乎?夫以它之不宜杀,昭昭然不足言也,独病夫史书之义,是将推此而广耳。

 

吾观自曹魏以来,执死生之柄者,用一恚而杀材能众矣。又乌用书它之事为?呜呼!前事之不忘,期有劝且惩也。

 

刘禹锡的这段文字大声疾呼,为华佗被曹操冤杀鸣不平,痛斥“执死生之炳者”的残忍和“壬人”的助桀为虐,并指出这是“自曹魏以来”的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,显然包括中唐在内,从而暗示此文主旨是为王叔文之死呜不平。

 

刘禹锡对王叔文的怀念之情,在后来的诗文中多次流露过。元和十二年

 

(817),柳宗元寄给他一篇《筝郭师墓志》,他读后写了《与柳子厚书》作答:“嗟夫!郭师与不可传者死矣!弦张柱差,枵然貌存。中有至音,含糊弗闻。噫!人亡而器存,布方册者是已。余之伊郁也,岂独为郭师发邪?想足下因仆书重有概耳。”刘禹锡对郭师本不了解,但读柳文后“能令鄙夫冲然南望,如闻善音,如见其师。寻文寤事,神骛心得。倘佯伊郁,久而不能平。”这是因为他们两人的心里都深藏着一曲悲悼王叔文的哀歌,当柳宗元轻轻拨动郭师遗下的筝弦时,刘禹锡便感到有弦外之音,立刻引起心灵的共鸣。“岂独为郭师发邪?”显然不是。他们都同时在默默地悼念着王叔文,只是心照不宣而已。

 

后来刘禹锡又在《经檀道济故垒》中云:“万里长城坏,荒营野草秋。秣陵多士女,独唱《白符鸠》。”檀道济是南朝刘宋时的名将,一生战功卓著,竟无辜被杀,当时人歌曰:“可怜《白符鸠》,在杀檀江州。”据《宋书·檀道济传》载,当檀道济被捕时,曾愤慨地投帻于地说:“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!”当宝历二年(826)冬刘禹锡登临檀道济故垒时,对刘宋朝廷自毁长城的蠢举深感痛心,同时在他思古之幽情中也寄托着对王叔文被杀的不平与悲叹。

 

《萋兮吟》是刘禹锡被贬朗州期间写的一首政治讽刺诗。诗的题意是借用《诗经·小雅·巷伯篇》的诗意:“萋兮斐兮,成是贝锦;彼谮人者,亦已大甚!”其意思是说,制造谗言陷害人的人,很善于给人罗织罪状,就象善于织绵的人能织出五彩缤纷的贝锦那样。诗中写道:“天涯浮云生,争蔽日月光。穷巷秋风起,先摧兰蕙芳。万货列旗亭,恣心注明珰。名高毁所集,言巧智难防。勿谓行大道,斯须成太行。莫吟萋兮什,徒使君子伤!”诗的前四句,是对永贞年间政治局势急剧变化的形象写照。“浮云”比喻专权的宦官和佞臣;“日月”喻指唐顺宗。宦官起初借口顺宗有病,阻挠其继位,接着又设法让皇太子监国,最后逼迫顺宗退位,井杀害了顺宗。这是“浮云”“争蔽日月光”的真实涵义。“秋风”指保守势力在政治上刮起的阴风;“兰蕙”喻指王叔文革新集团的成员。“永贞革新”失败之时恰值“八月秋高风怒号”的季节,刘禹锡用“秋风”摧残芬芳的“兰蕙”来比喻革新失败。中间四句,揭示了王叔文等革新派受迫害的原因。王叔文等人之所以被杀被贬,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过错,而是因为他们“名高”,是“万货”之中的“明珰”。《子刘子自传》说,王叔文有其远祖王猛的遗风,“实工言治道,能以口辩移人”;《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》称柳宗元为“名进士”;把王叔文等人比作“明珰”是恰当的。市场上的百货琳琅满目,贪婪的人首先注意贵重的珠主。名望高了,就成为诽谤的目标;谣言中伤,聪明人也难提防。后四句,表达了与宦佞斗争到底的决心。刘禹锡时刻提醒自己注意,不要以为走的是平坦大道,顷刻间就会变成太行隍

 

一般的险隘。不要吟唱“萋兮”诗了,那样只能使君子更加悲伤。顺宗“内禅”的内幕,当时无人敢提;对王叔文等人,更是诬之者多,辩之者少。《萋兮吟》这首诗巧妙地暗示了宦官逼迫顺宗“内禅”,杀害顺宗,迫害王叔文革新派,抒发了悲愤之情和不屈服于恶势力的勇气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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